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
鉴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已经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已经成了美国精英中少数的共识之一。在未来的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将会体现出越来越多的“预防性战争”的逻辑。驱动美国对华新政策的因素既有美国试图维持其优势，特别是其科技和军事优势的考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的考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包括初创型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态势将会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具体而言，美国的重点打压对象是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的至少两个条件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及中国的其它大型技术密集型企业。
一、这些中国企业所从事的技术领域是军民两用的高技术。因此，这些中国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在这些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更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这些技术领域至少包括：芯片、通讯、卫星、航空航天、新材料、军用和民用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安防系统。
二、这些中国企业已经具有或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全球技术和市场地位。这些全球影响可以是因为它们的技术有可能被许多国家采用，也可以是因为它们的营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其他国家。如此，在美国的眼里，阿里巴巴和百度均不大可能有真正的全球性技术和市场地位，因为它们主要在中国运营。
三、这些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全球政治影响，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满足这一条件的企业几乎包括中国所有的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到中国航天、北方工业、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美国的眼里，像腾讯、字节跳动这样的社交媒体企业也是有潜在全球政治影响的企业。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有可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将其它国家的用户数据传回中国，而有可能被中国方面所利用。其它可能的企业还有以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系统公司，如海康威视、格灵深瞳、商汤科技等。这些企业既掌握一定的高技术，也因为它们经营的行业是安防行业。大疆无人机也可能属于这样的企业之一。
如此一来，以上提到的中国企业都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显然，这些不同的企业需要根据各自的经营环境而制定不同的对应政策。但是，以下四点恐怕是所有这些中国企业都必须做的。
一、这些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不能再天真地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天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去处。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旧面临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的企业都必须加强政治风险意识。如此，一个必要的步骤是这些企业都应该成立和加强它们的海外政治风险评估部门和团队，从而能对重大的海外项目有更深入的风险评估。
二、鉴于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评估部门和团队一时不容易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国别问题基础，中国企业在进行政治风险评估时，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目前拥有的国别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中国企业对来自美国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和咨询机构的意见都要谨慎对待，至少不能只是依赖这些机构的评估意见。
这方面的一个深刻例子是2005年6月22日，中海油发起对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的收购。当时的中海油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而没有征询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的意见。
而据笔者所知，大部分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都认为中海油的竞购几乎不可能被美国政府通过，而且也通过一些渠道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在2005年8月2日中海油只能宣布放弃对优尼科的收购，而此前支付给美国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高额咨询费用都打了水漂。
三、中国的企业应该意识到，在更加复杂甚至艰难的外部环境面前，中国企业也需要转变决策方式，与时俱进，抛弃主要基于领导拍脑袋的决策模式，而进入一个基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决策模式。随着大量基础数据的积累，数据处理能力、计算机模拟能力的大大提升，特别是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论和实证积累，如今的“计算社会科学”已经使得我们能够模拟和推演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发展趋势，从而为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及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对进入这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更为科学、全面的风险评估。一个“计算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而“计算社会科学”的时代的到来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基于数据处理的决策时代也已经到来。
四、当然，尽管外部形势严峻，中国的企业也不宜一下子认为天要塌下来了。一方面，中国企业确实需要恪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遵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习俗，充分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媒体、民间团体、员工以及整个广大的社会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尽可能消除误解，从而能够防范和化解一部分风险。另一方面，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及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本土化，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经营环境。
